武汉科技大学纪委监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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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第四期

(点击次数:12798次 发布时间:2015-01-20 编辑:周红)

 

第 4 期
(总第51期)
中共武汉科技大学纪委
武汉科技大学监察处                                                                                                                   2014年12月10日
 
    

“小变化,新气象” 年末之观察:再见了,公款贺卡! ………
小小一张票 腐败知多少 ……………………………………………
“发票腐败”当治!…………………………………………………
告别害人的酒场………………………………………………………
“人情世故”该有度…………………………………………………
各国在公务宴请中如何严控“吃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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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变化,新气象”年末之观察:
再见了,公款贺卡!
编者按:
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按照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像钉钉子一样,一锤一锤敲下去,一个时间节点一个节点时间地抓,一件具体事情一件具体事情地抓,禁公款送节礼、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卡、禁公款吃喝风……以一个个突出问题的解决带动作风全面好转。本网推出一组报道,从一个个小切口入手,展示党风政风改进、社风民风转变的重要进展。
如今,又近元旦春节。“两节”是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风”的重要时间节点,也是群众观察、评价干部作风的重要窗口。这组报道也是一种提醒、一份警觉:作风建设成效不菲,但“四风”病源还在,病根未除,防止反弹任务艰巨。务必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坚持,抓常、抓细、抓长、抓实,推进作风建设落地生根,成为新常态。
公款贺卡”:从泛滥到消失
公款贺卡”从泛滥到消失,是作风改进的一个缩影。
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贺卡漫天飞”是年末一道独特风景,不少贺卡印制奢华,浪费严重,看似“鹅毛之礼”,暗藏“四风”之弊。2013年10月31日,中央纪委下发《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重拳整治下,“公款贺卡”渐渐淡出公众生活。
今天,让我们跟随一张贺卡“旅行”的脚步,追踪“公款贺卡禁令”带给人们生活与观念的点滴改变,探寻作风之变的深层律动。
第一站:制卡者
自己生意冷清了,但抓‘公款贺卡’确实抓对了”
八项规定出台前,每到元旦前一两个月,都是老侯最忙的时候。
老侯是北京书铭印刷公司老板。“这以前好多年,我们从十一月就忙开了,一直要忙到春节前,那时候工人们通宵加班,屋子里常常堆满了盒饭。”老侯回忆,“大客户往往都是公家单位,一个订单就是几千张,不少单位和领导,还真将这贺卡挺当回事儿的。”
老侯记得,贺卡往往是一把手亲自审定,还曾经有单位搞了个“贺卡展览”,罗列了上百种贺卡,让处级以上干部投票选择。老侯分析:“这些单位之所以如此重视贺卡,其实主要是将贺卡看成了比豪华、比档次的东西。”
一张小贺卡,成本并不低。”老侯透底说,不少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贺卡都要求用最好的纸张,工艺、设计也是精雕细琢,加上邮寄费用,一张贺卡成本最低也要20元。而且,一个单位往往要做很多种,有注明单位名字的“通用版”,有署上领导名字的“豪华版”,还有各个部门的“定制版”。“一个单位每年花在贺卡上的钱,往往高达四五十万元。”
高峰时候,老侯曾经一年制作十几万张贺卡。如今情况大变,公款印制单子绝迹了,老侯的贺卡生意冷清了许多。他不得不及时转型,搞起了艺术品仿真复制,今年还得了一个数码印品大奖赛金奖,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
回想起以前贺卡大卖的情形,老侯并不眷恋。“中央从小事入手,抓公款送贺卡,公家改作风,社会变风气,我觉得抓到了点子上,确实是抓对了!”
第二站:送卡者
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也将我们‘解放’了”
以前每到年末都要寄贺卡、送台历,这惯例说改就改掉了。”说起变化,老田很是感慨。
老田是山东某国有石化企业部门负责人。“以往每年元旦前,我们都会送出去不少贺卡、年历、台历等,除少部分分发给自己员工外,主要还是以单位名义赠送,有的是出于业务往来的人情考虑,有的是送给各级部门领导,一年都得寄送千多份,后来逐渐就成为了一种负担。”
送贺卡事情虽小,可还真是个细活儿。”老田说,你得认真列出名单来,送给哪些单位,送给哪些领导,这些都得讲究,一个都不能少。除以单位名义送的外,自己的领导有时还会将一个通讯录交给他们,让他们照着地址填写,领导再签上名字寄出去。“这事儿做起来真是很繁复、很麻烦。”
谈起以往的“贺卡往来”,老田至今仍然觉得颇为无奈,“有时真不想做这事儿了,可那时风气如此,别人都送,你不送,就不是那么个事。”他举例说,有的客户或领导收到了其他几家同行公司的贺卡,唯独我们没送,那我们在面子上就过不去,以后往来有时还真会受点儿影响。
年底本来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结果还要选贺卡、做贺卡、邮贺卡,占用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造成巨大浪费。‘贺卡禁令’出台,我们从内心拥护,觉得这决定太对人心了。”说话间,老田轻轻吁了口气,“说实话,这不只为企业减少一块支出,我们更重要的感觉是自己‘解放’出来了!人力精力省下来,可以干更多更实在更有用的工作。”
第三站:分拣者
公款贺卡消失了,现在‘转型’分拣网购包裹,这才叫干得值”
老张是个“老邮政”,多年来一直在北京邮区从事邮件分拣工作。
几千平方米的分拣车间,偌大的地面上铺着厚厚一层,清一色全是贺卡。”老张对此前“贺卡泛滥”的情形记忆深刻,“满车间的卡片就跟下了大雪一样,走进去可以把小腿给淹没。”
那时每到年末,分拣员就得连轴转,根本顾不上休息。特别是圣诞、元旦两节前“贺卡旅行”高峰,全局都会动员起来支援一线,连局长都得上“战场”,参加贺卡分拣。
由于邮编错码,不少贺卡只能通过人工查看地址进行分拣。老张同事中有位“劳模”,领着一个班组,专门负责处理邮编错码的贺卡,他挥臂一次分拣一张贺卡,每天挥臂至少2万余次。“其他小组分拣的都是邮编清楚的贺卡,挥臂次数比这还要多!” 老张说, “一天干下来,不停地挥臂,整个人都麻木了。”
去年,上面下禁令了,公款贺卡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只剩下一些私人寄送的明信片了,零零星星的。”老张感慨道,“现在想来,那时分拣贺卡超负荷地工作,但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你送过来他寄过去的,无用又无效,最后只有废弃,这是一种典型的铺张浪费。”
如今“公款贺卡”消失了,老张和同事们的工作也“转型”了,分拣网购包裹成了时下的重头工作,每到年节工作更多也更重。“现在依然很累很辛苦,但大伙觉得这事儿干得值!”
第四站:收卡者
没了贺卡等杂七杂八的东西,心里倒清爽了”
现在我自己不主动寄了,也不用老张罗着回了。”说起贺卡,老谭语气轻松。
老谭是某地级市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一名领导,长期主抓国企监管工作,联系的企业不在少数,往年每到年底,贺卡是一个让他头疼不已的事儿,“一般都能收到百多张,其中95%以上都是单位寄送的,一看就是公款购买的,搁办公桌上得堆一堆。”
很多贺卡祝福内容千篇一律,用的是一样的句式一样的词,字也都是打印上去的。有的寄送者连签个名都省了,也是电脑打印的,纯粹就是个形式。”老谭说,这样的贺卡他往往开封即弃,不少甚至都懒得打开。
给老谭添了不少烦恼的是,许多贺卡还不得不回复,不回显得不礼貌,人家说你架子大,可一一回复不仅占用时间,而且写的还是寄卡人写的那几句套话,自己都觉得没什么意思。“一个本来表达感情的东西,却硬生生变异成了一种精神负担。”
这种局面在去年突然有了根本变化。老谭说,“贺卡禁令”出台后,他就没有收到类似的贺卡了,有同事想找一个台历看着方便,还是自己跑去市场上买的,“现在偶尔收到三两张贺卡,都是自己的朋友寄的,看着很温暖,回复也会用心写上几句心里话。”
其实,没有了贺卡台历,没了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并没有感觉不好,心里倒清爽了。”老谭说,现在他去企业或企业来他这,有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大家都觉得更轻松了。(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2014-12-17)
 
 
小小一张票 腐败知多少
前不久,海南省纪检监察机关与财政、税务等部门协作配合,对一些超市、百货商场等企业以“办公用品”、“耗材”等名义开具虚假发票的行为进行了查处。今年“五一”和国庆期间,记者跟随一些纪委联合督查组在部分市县查访,同样发现多张疑似公款消费的发票。
一张小小的发票,票面上载明的是征税对象的名称、数量和金额,然而在很多情况下,这明明白白的数字背后,却是不明不白的公款私用现象。
“发票腐败”是以何种面貌出现的?发票背后隐藏了多少猫腻?记者对此展开了追踪调查。
 
 
『兵法』暗度陈仓
 
『兵法』偷梁换柱
 
『兵法』化整为零
 
发票的『兵法』
用品、会议费等类型发票的方式报销。
务制度报销,于是采用开具办公用品、劳保
    一些单位或个人消费的款项不能通过财
用这些“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向“黄牛党”购买各式各样的发票,然后利 
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报销的需要,专门
方式进行报销。
标准消费,往往会采取开局多张小额发票的
消费金额过大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或超
 
 
 
 
 
 
 
 
防不胜防,小小发票也会“兵法”
自中央出台八项规定、持续纠正“四风”以来,公款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记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当前在发票上做文章、利用发票管理的漏洞进行公款消费的单位和个人仍不在少数,发票开具和报销的高明手段,俨然诡谲变幻的“兵法”。
“兵法”一:暗度陈仓。一些单位或个人消费的款项不能通过财务制度报销,于是采用开具“办公用品”、“劳保用品”、“会议费”等类型发票的方式报销。
记者在今年中秋节前曾走访一些月饼经销商,哈根达斯、广州酒家、河南九头崖等品牌客服人员表示,只能“买什么开什么”;一些经销商则允诺,可开不连号的办公用品发票,甚至连住宿费、会议费、服务费都能开。对此,北京某公司一位张姓经理解释道,该公司业务范围很广,但主营还是食品,其他“头衔”正是为了开发票方便。
一些餐饮单位还与一些办公用品公司、文具店“合作”,以稍高于营业税的金额购买办公用品发票提供给客户,有的会所甚至直接注册几个“皮包公司”,专门用来开发票。
“兵法”二:偷梁换柱。一些单位或个人为了报销的需要,专门向“黄牛党”购买各式各样的发票,然后利用这些“虚假发票”套取现金。
早在几年前,审计部门就曾披露某些中央部门报销的发票中有近两成是假发票,这些假发票把本该用在工作上的钱款变成了单位的账外“小金库”,用于滥发职工福利补贴,甚至是个人贪污。
“兵法”三:化整为零。当消费金额过大时,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或超标准消费,往往会采取开具多张小额发票的方式进行报销。
从现实情况看,为客户分割大额发票已成为部分餐饮业主的“必备技能”。据媒体报道,今年“五一”期间,北京市怀柔区多家“农家乐”生意十分火爆。一位“农家乐”老板透露,他们可以开具多张面额低于1000元的发票,一些单位组织集体活动,就是冲着这来的。
有机可乘,制度缺失致使“牛栏关猫”
“当前,用票单位不如实开具发票等问题还是较为突出,用票单位为满足取得发票方公款消费、自身逃避缴纳税款等需求而不如实开具发票等情况严重。”国家税务总局征管和科技发展司发票处处长翁泉惠告诉记者。
翁泉惠坦言,取得发票方获得“办公用品”、“会议费”等不真实发票后,大部分列入了管理费用,但税务机关难以快速、有效判断费用是否属于据实列支,因此管理难度较大。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虚假发票的市场需求巨大,是造成发票违法行为的直接原因。
当前我国实行“以票管税、凭票报销”的财税制度,发票承载着多项功能。一些单位和个人为了财务报销、平衡收支、逃避纳税、贪污贿赂以及“规避”八项规定精神等目的,对虚假发票需求量巨大,使得虚开发票等违法问题严重。
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发票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和管理机制的不健全。
翁泉惠介绍,当前与发票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相对滞后,《税收征管法》、《会计法》等法律法规中涉及发票管理、财务记账凭证、银行转账支付等方面规定,但缺乏系统性、规范性的规定,难以适应当前从源头防范打击发票违法行为工作的需要。此外,发票管理暂未形成有效的闭环状态,税务机关难以甄别纳税人发票费用是否属于据实列支,同样也是导致发票违法行为多发的重要因素。
“一些人之所以能通过报销的方式敛财,就是因为权力太大,而对权力的监管又不到位。”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亦认为,要管住“发票腐败”,关键在于完善监管机制,强化责任追究。
亡羊补牢,多管齐下治理“发票腐败”
近些年来,税务机关针对餐饮业、商业预付卡等行业的特点,对发票开具与实际业务是否匹配、有无非法取得发票以及列支项目为“会议费”、“办公用品”的发票等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对提供、取得、使用虚假发票的行为进行了处罚,“发票腐败”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翁泉惠表示,对于发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税务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发票验旧、纳税申报等环节的管理,及时掌握纳税人发票使用情况,防范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认为,发票报销既然是使用财政资金,就必须公开透明,接受人大和社会的监督。
“从技术上说,应积极推动政府部门使用电子发票。这样的话,收付款方、物品和劳务的明细、单价、付款方式都能自动归集到相关部门,不需要纸质发票和手工报账,同时也大大节省了审计和监督成本。”张斌说。
记者了解到,截至2013年底,全国71个省级税务机关,已有59个单位(31个国税部门、28个地税部门)开展了网络发票试点。通过建立统一的发票数据库,每一张发票从最初形成、正式开具到最终入账都将处于监控之下。
一些专家认为,要管住“发票腐败”,关键还在于“违法必究”,通过严肃追究违法违规单位和个人的责任,形成震慑,使之不敢。
2011年2月修订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为责任追究提供了有力的抓手。办法规定,不如实开具发票属于虚开发票行为;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1万元的,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税务机关还将通过开展‘有奖发票’和‘发票举报有奖’活动,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检举发票违法行为,促使纳税人依法开具、使用发票。”翁泉惠表示。(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1月14日,记者何韬)
 
专家点评:
“发票腐败”当治!
“发票腐败”正成为腐败行为的新变形。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作风建设相关制度规范的严格执行,公款消费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规范,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或偷梁换柱,或暗度陈仓,或化整为零,用发票给腐败行为披上了“隐身衣”。说到底,他们对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要求仍阳奉阴违、心存侥幸,尽力避风头、搞变通,玩起公款消费的“乾坤大挪移”。由于这些腐败行为既简单便捷又极其隐蔽,很容易“漂白”违规消费,使“假发票”日渐成了“真腐败”。
官场“发票腐败”在本质上是特权思想和不良作风在作怪,既有根深蒂固的腐败观念,也有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公款本姓“公”,但在报销中,公共财政却成了“提款机”。一些政府部门和领导干部往往把公款视为可以随意侵占的“唐僧肉”,进而将其转变成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票虽然在形式上是合法,但其背后却暗藏着腐败潜规则。小小的发票简直成了一个“筐”,什么公款消费、灰色福利、个人费用都往里面装,人人得其好处,于是人人心照不宣,形成既得利益共同体。
遏制“发票腐败”不可毕其功于一役,必须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发票只是违规公款消费的一个中介,仅仅盯住发票是不够的,“发票腐败”的要害不在于发票本身,而在于虚假报销行为,发票管理只是反腐工作的一部分。揭开“发票腐败”的虚假“面纱”并剪断其隐蔽的“尾巴”才是治本之策。
当前,必须改革并规范发票报销制度,严格报销要求、程序和规定,明确要求所有发票都需附上消费明细或底单,堵塞公款消费报销的制度漏洞。要形成发票报销责任体系,每一个环节的责任人都需签字背书,进一步强化报销人、经办人、审批人的责任。对使用虚假发票报销公款者,应按“一案双查”要求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和主管领导的法律责任。
公开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推行公款消费实名制和相关信息公开,所有公款消费预算和开支定期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社会的监督和质询。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督促财政、税务、审计等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主动受理社会举报,对公款报销和发票报销实行联合监督。
同时,在治理中要防止公款消费发票“转移”到私营企业报销,由私营老板替政府官员埋单。腐败行为越是变形和升级,越是挑战社会的反腐神经,就越要加大打击力度,露头就打,决不姑息。(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1月14日,作者庄德水系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
 
 
告别害人的酒场
——就酒文化变异之官场乱象对话作家秦岭
编者按
先看看这样两个事例:
11月2日,《现代快报》在一篇报道中描述:“一只手拿药瓶,一只手抓酒瓶。”南京市某局副局长老王这样形容八项规定前的应酬状态,但八项规定后,不一样了,应酬少了,吃饭规律了。不过,他表示,圈子里不少人偶尔还是会“转战”一些地段偏僻的山庄或会所,把饭店大厨请过来做菜。
作家秦岭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久前,一位专门经营高档烟酒的商界朋友就诡秘地告诉我,八项规定之后,他只能出售一般档次的酒,而把掉价了的高档名酒封存了起来。我问其故,他说等八项规定这股风刮过了,他的高档名酒又能卖出好价。”
中央八项规定颁布近两年来,像老王一样,不少官员经历着“从天天酒桌上应酬,到回家吃饭”的变化,但“圈子里不少人”仍心存侥幸,或是和“商界朋友”一样,对八项规定抱有“这只是一阵风”的预期。
但这种预期必将落空。前不久,王岐山撰文明确指出:越往后执纪越严。
当然,官场应酬乱象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痼疾顽症,不可能短期内消除。本文从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酒文化切入,试图找出官场应酬乱象形成的深层原因,探讨如何彻底改变这种乱象。
1、记者:请问您对中国传统的酒文化有何了解?
先人们“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劝勉,对酒文化的指向做了很好的注脚
秦岭:在我看来,酒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的凸显和异质,在于它的养生、助兴、联谊、排忧功能为人们凡俗的生活注入了无穷的乐趣、情趣和意趣,极大地丰富了生活的内涵和质地。
我老家在甘肃天水,那里是先秦时代诞生《诗经》的地方,先人们“颠覆厥德,荒湛于酒”的劝勉,对酒文化的指向做了很好的注脚。当年在故乡,我几乎是听着乡间酒歌度过了我的童年,那种春华秋实之后的酒歌、酒谣、酒令中,蕴含着千丝万缕的乡情、憧憬、欢愉、梦想和希冀。自古以来,无论官居要津之人、商贾市井之士,还是乡野田畴之民,在饮酒的问题上,都要讲究酒德、酒品、酒风的。当年西汉名将霍去病把御酒倒入泉中,三军将士不分等级贵贱,一同畅饮,那种豪迈与情怀,为边塞风情、民族精神注入了何等的光华。古城酒泉,就是酒文化最佳的诠释,洋溢着文化的醇香和气息。有了情怀与境界,就有了人文的脉络与规矩。
2、记者:酒的文化气韵在古代诗词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如“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情境,“斗酒诗百篇”的激情,“酒逢知己千杯少”的喜悦,等等,到今天,流传的却是“酒杯一响,黄金万两”、“选人用人要考核酒量”、“杯子一端,合同就签”等庸俗段子,您怎样看待这样的变化?
腐败和不正之风,是对中国酒文化造成巨大戕害、消解和摧残的罪魁祸首
秦岭:我清晰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们喝酒还不是那么过于讲究牌子,在那个尚未形成竞争形态的时代,人们生活在相对还算公平的、有原则的社会秩序中,“办事”也不一定非得“求人”,随着社会变革和人们价值观的变化,酒文化和其他一些传统文化一样,迅速在公款消费、权钱交易、求人办事、人情面子、迎来送往的“哈哈镜”里变成了最为妖艳的风尘女子。为了某种目的、利益和欲望,酒杯里除了酒,还盛满了浓郁的献媚、巴结、结盟、钻营、博弈、阴谋、默契、暗斗……这是一种非常怪诞的、奇异的、让人痛心的变化,我甚至不认为这仅仅是变化,而是变异,这种变异也符合这个物质社会的某些潮流和特征。这一点,我有切肤的感受,1991年之前,我在甘肃乡下从事中学教育,习惯了清贫的教师们,偶尔在某个周末,大家聚在一起小酌慢饮,低吟浅唱,低廉的酒精,为教书匠们枯燥的日子带来了无穷的、弥足珍贵的乐趣。后来我进官场当了秘书,情况大变,所有的迎来送往中,几乎就没有离开过酒,而且都是中外名酒,常被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从当秘书到负责一个单位,一路走来,所有的酒杯里除了酒,还有些什么,我非常清楚。我不能说我的一步步所谓“进步”与酒有关,但无论岗位如何调整,酒,就像一只看不见的魔爪,把你拎得老高,你休想挣脱它,否则会掉下来,摔个半死。当下,社会上关于酒文化的段子多如牛毛,仔细分析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段子都与权力、官场、金钱联系在一起。可见,官场的腐败和不正之风,是对中国酒文化造成巨大戕害、消解和摧残的罪魁祸首。在我看来,这不是酒文化,更不是酒文化的本来面目,这是酒的洪涝灾害,是酒文化之殇,是酒德、酒品、酒风的自毁。“文化”与酒早已南辕北辙、渐行渐远。真正的酒文化,我们只能在权力和金钱之外寻找,稍稍回眸,我们会发现,酒文化,仍然在典籍和传说中闪耀,或者,在当下最底层、最民间的低吟浅唱里。
3、记者:本报前不久报道了河北省文安县建设局原局长邵俊德等人工作日午间饮酒过量的案例,一些地方也曾爆出饭局上喝酒喝到输液,甚至丢掉“卿卿性命”的新闻,让人唏嘘不已。其实,不少人对于喝酒的态度很矛盾,深受其害却又难以脱身,您觉得是什么导致这种现象?
当权力链需要酒来充当润滑剂、调和剂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官场江湖”的人,早已身不由己
秦岭:你提到的这一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某地有我一个朋友的朋友,贵为某局局长,不幸在一次酒局中猝死,这样的死法一时难为了地方组织。于是在是否定性为因公殉职,是否可以申报革命烈士等原则性问题上好生一番讨论。矛盾双方各执一词,一方认为,喝酒致死被褒奖,似乎有辱抚恤的庄严;另一方面也是振振有词,公款接待本身就是工作,人可是死在岗位上的……酒场成为领导干部慷慨赴死的“战场”,这一特色恐怕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才有,何以如此?关键是当权力链需要酒来充当润滑剂、调和剂的时候,每一个身处“官场江湖”的人,早已身不由己。
听听这个段子:“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同志可放心;能喝一斤喝八两,这样的同志要培养;能喝白酒喝啤酒,这样的同志不能留;能喝啤酒喝饮料,这样的同志没人要。”这个段子,已经很准确地回答了你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一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根子在于我们体制的某些方面,客观上为这种不良现象的发酵提供了土壤。如果我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种变异的酒文化,早已潜移默化地、约定俗成地、心领神会地进入干部管理任用机制,成为规则之外的潜规则。饮酒者心中即便有万千的不愿,但既然身在官场,也只能被潜规则裹挟着,不折不扣地逢场作戏,醉生梦死。在这一点上,我们还不如古人,清代吴彬的《酒政六则》中,告诉人们该和什么人一起饮酒、该在什么地方饮酒、该在什么时候饮酒、怎样饮酒才有趣、酒席上该禁止什么,以及酒后该干些什么。古人如此,今人何堪。
4、记者:中央八项规定颁布后,您觉得这种现象是不是有所改善?
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乱了规矩,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为政风清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今天出台的八项规定立足现实,很有针对性
秦岭: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老百姓发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些动辄成千上万元的名酒,价格大跌。高档变中档,中档变低档。名酒变成了“民酒”,许多官员们认为减轻了负担,摆脱了纠缠,老百姓也是拍手称快。总体看,效果是明显的,可谓立竿见影。但愿这种遏止不是暂时的而是长期的,是长效而不是权宜。因为面对上级的政策,我们看多了、听多了各种各样的反弹、对策甚至颠覆。不久前,一位专门经营高档烟酒的商界朋友就诡秘地告诉我:“八项规定之后,我只能出售一般档次的酒,而把掉价了的高档名酒封存了起来。”我问其故,他说:“等八项规定这股风刮过了,我的高档名酒又能卖出好价。”这一逻辑,十分具体、形象地反映了一部分人的心态,从我的经验看,这部分人,不在少数。自古以来,历朝历代对官吏的管理,多从制度入手。明代的袁宏道,看到酒徒在饮酒时不遵守酒礼,乱了规矩,于是从古代的书籍中采集了大量的资料,专门写了一篇《觞政》,曾一度是官场人等必读的要典,为政风清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今天出台的八项规定立足现实,很有针对性,无疑是非常及时、必要的。它能否从根本上、源头上管住干部,得让历史和时间来检验,对此,我们拭目以待。
5、记者:如何才能彻底改变这种乱象?
要区分公与私的关系,要从上到下切实转变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要大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秦岭:按照文化的发展规律,任何包括权力在内的外来力量都无法改变一种文化的发展和方向。酒文化既然成为文化,它经过了大浪淘沙,经过了披沙沥金。沙是沙,金是金。酒文化和“酒桌现象”不是同一文化层面上的概念。
要彻底改变这种乱象,必须让当下的“酒桌不良现象”回归到真正的酒文化精神上来。“回归”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区分公与私的关系,如果是工作范畴,那就应该像公安系统的“禁酒令”一样“工作期间严禁饮酒”,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酒桌现象”;其次,要从上到下切实转变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坚决抵制凡事必须“烟酒烟酒(研究研究)”的歪风,只要办事不求人,酒文化必然不会走样;再次,只有大力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必然会让人情、面子回归到常态,酒,终归还原于酒本身。(记者 张欢)
秦岭,中国著名小说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学院签约作家,天津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天津市和平区文联主席、党组成员,和平区作协主席。出版有《皇粮钟》、《断裂》、《在水一方》等多部长篇小说、小说集,主编文集20多种。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根据“皇粮”系列改编的5种剧目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文化部特等奖等奖项。(来源: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11-14记者张欢)
 
 
“人情世故”该有度
人是社会人,人与人之间需要信息交流、感情沟通,需要相互走动、你来我往的人情世故维系友好关系。
但人情世故难免包含不正常因素,一旦其被放大而得以流行蔓延,就会演变成恶风恶俗。特别是当前,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打着人情的幌子,不顾党纪国法的约束,暗度陈仓。“人情世故”该有度,否则,不仅法落不了地,情更会走火入魔。
“冒牌货”须除
不乏贴着“人情世故”标签的“冒牌货”。将收受节礼等敛财行为当作人情,只会把人情世故庸俗化、低俗化、利益化,其实质是想“浑水摸鱼”。
人情世故是人之常情、社会“必需品”,古今中外都存在。但并不是所有贴着“人情世故”标签的都是人情世故。对其中的“冒牌货”,必须仔细甄别。
最近,青海省通报了9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其中就有,海西州都兰县香日德镇原副镇长兼派出所所长贾永光在任期间,为女儿举办三岁生日“剃毛头”仪式,接受管辖区域服务对象8000元礼金。
人家来祝贺、送礼,看的是贾某人头上的官帽和手中的权力。如果他不是副镇长,不是派出所所长,这些人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主动送“红包”上门?
无独有偶。湖北省纪委9月通报的8起违规收送节礼等典型问题中,鄂州市华容区段店镇财政所主任郭振东,通过虚列招待费,用公款报销人情往来费2.65万元,春节期间送礼2万元;荆州市规划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陈远柏以拜年名义用公款送礼2000元。
上述种种现象,表面看是你情我愿的“礼尚往来”,实则是打着维系人情的幌子干行贿的勾当、得受贿的好处。一些人将腐败、不正之风的部分原因归结为中国是人情社会,只能被动接受和适应。而事实上,将收受节礼等敛财行为当作人情,只会把人情世故庸俗化、低俗化、利益化;让党纪国法在人情世故面前“软三分”、“矮半截”,其实质是想“浑水摸鱼”,趁机从“公权”、“公款”、“公共资源”揩“私油”,并以此掩盖肮脏的权钱、权色交易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心理“生病”同样是腐败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如果放任虚假人情世故的歪理邪说横行肆虐,就会加大执纪执法难度,让廉洁的人吃亏;就会让腐败分子“理直气壮”,就是对腐败的纵容包庇。
对这类“冒牌货”,全社会都要除,不仅要让其难逃党纪国法的严惩,更要受到道德的谴责。
“边界线”要明
有度,崇俭,有别。比之群众,对公务人员的“人情往来”应有更高要求。
那么,如何给“人情世故”确定健康“边界”?
——有度。超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个人承受能力的人情世故无益于社会,更无益于家庭和个人。人情世故要掌握合适的度,就是不要过分、过多、过重。
9月,贵州省通报了9起基层干部违规操办酒席典型案件。以酒席为例,如今办酒名目繁多,有“生日酒”、“乔迁酒”、“升学酒”、“新居落成酒”、“搬家酒”、“婚宴酒”、“还愿酒”……有件喜事就办酒,讲排场、比阔气,不仅造成严重浪费,而且让人们苦不堪言。“我和妻子一年收入不到7万元,可是每年人情花费2万多元,畸形的人情开支令整个家庭入不敷出。”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一位干部坦言,现在接到请吃酒的电话,手都发抖。
当人情世故成为负担,变成枷锁,不但会造成严重心理负担,带来重大物质损失,更会浪费宝贵时间和生命,禁锢人的思想和灵魂。适度的人情往来才会有真正的愉悦。
——崇俭。古今中外,人情世故虽表现形式不一,但核心内容都包含一个“俭”字。《论语》认为礼本应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奢华昂贵的人情世故不具有可持续性,铺张浪费换不来交心的人间真情。
四川省平昌县江口镇人民街居委会主任牟江以搬新房、孩子满月等名义在该镇某宾馆大办宴席,共设宴31桌。北京金隅混凝土有限公司举办“2012年度客户答谢会”,安排了演出、抽奖等娱乐活动,共计支出300余万元……这些看似场面很大,但细究起来,里面究竟有多少真感情?
“放于利而行,多怨。”用送礼多少、红包厚度来衡量人情轻重、感情深浅,不会带来精神的慰藉和放松,反而会产生攀比和怨念,背离了人情世故的原义。
——有别。不同主体之间的“情”,在内容和方式上是有讲究和差别的。党员干部与群众是服务和被服务的关系,作为“亲戚朋友”,相互走动走动,合情合法。但如果是出于办事向干部打点送礼,领导干部与商人“称兄道弟”、“勾肩搭背”,在一起吃喝玩乐“套近乎”,这种近距离就容易模糊公私的界线,人情世故也会庸俗变质。
因此,所谓“人情世故”,也应符合主体的身份与职务要求。今年上半年,有网民发帖爆料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负责人焦某在歌厅搂抱小姐。网帖还附上几张两人搂抱在一起的照片。经证实,照片中男子确为焦某。事件一经爆出,引起舆论热议。对公务人员来说,对人情世故必须设限,比之群众应有更高要求。
“保障线”应实
从根本上扭转“靠打点”的不良风气,除了堵,还应疏。尤其要科学确责、强化管理、依法履责。
人情世故属于道德伦理、社会习俗的范畴,不具备强制约束力,容易随着时势的变化不断演变。人情世故难免包含不正常因素,一旦其被放大而得以流行蔓延,就会演变成恶风恶俗。“风俗不美,乱所由兴”,颓风靡俗是诱发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
“有司之政,风俗为首”,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人情世故的演变,把改变不良习俗作为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
如,明朝的王阳明在巡抚南赣时,针对大办婚丧酒席、求神问鬼等比较普遍的民俗作出规定:“嫁娶之家,丰俭称赀,不得计论聘财妆奁,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亲戚随时相问,惟贵诚心实礼,不得徒饰虚文,为送节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费无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正者,十家均罪。”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带头制定并持之以恒执行八项规定,着力纠正“四风”,很多地方结合本地实际治理摆宴、搓麻、送礼等不良习俗,取得明显成效。
与此同时,人情世故最后“癌变”为不良习俗,往往都与“靠打点”的社会现象有关。遇事要找熟人、托关系,办点事要请人吃饭,给人送点礼,淳朴的人情世故自然容易复杂化。
因此,从根本上扭转“靠打点”的不良风气,除了堵,还应疏。要完善相关制度和办事程序,削减不必要的管制和审批,提供更多便捷的公共服务,让群众办事不用“打点”;实行精细化和智能化管理,增加权力运行透明度,推进便民服务方式改革,在政府公共服务中嵌入现代高科技,降低正常渠道办事成本,让“打点”不合算;完善公职人员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和职业伦理规范,动用社会力量将“监督半径”从工作行为延伸到吃喝宴请、交友等,坚决惩处收受贿赂和好处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能令行禁止,尤其要科学确责、强化管理、依法履责,开动问责追责的“压力机”,在问责上“踩油门”,追责上不打“马虎眼”,让问责追责体系与公众监督形成长效合力。(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2月5日,作者蒋来用,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各国在公务宴请中如何严控“吃喝”
日本和中国一样,自古以来就把喝酒当作沟通感情、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而且在日本,拒绝饭局邀请的风险更大,可能有被排挤、甚至丢饭碗的危险。日本人在酒桌上绝不劝酒,大家心照不宣,自我控制,而且原则上都是自掏腰包,这和日本民间对政府的严密监督有着很大的关系。从1994年起,日本各地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民众自发成立“全国公民权利代言人联络会议”,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公务宴请中有多少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公开。
新加坡的公务宴请费用都有一定的标准,使用公款消费必须事先申请,主人不能多过客人,陪同的主人必须是相关必要的,人数需要控制。而且,一个系统的人不可以互相宴请。并且,政府官员不得接受社交性酒局的邀请,政府规定公务员用公款喝100新币以上的酒被视为“不廉”,会有相当严厉的处罚。
尽管英国人很爱喝,但想在公务场合“喝个够”的机会却几乎没有。如果是政府部门或政党组织的酒会,每位登记参加活动的人只能分到一杯酒,因为主办方对财政开支严格把关。
在德国,政府部门和企业有非常繁杂、严格的报销程序,首先要在请客前填写一份“请客计划”,详细列出宴请地点、菜品、酒品标准以及请客目的,经批准后才能实施;吃完饭要在发票上标明每道菜和酒的价格,还要汇报请客效果如何。德国公务宴请中酒的标准一般是每人一杯,不超过2欧元。如果违反规定,除了议会的专门委员会可以提出质疑,各联邦州的腐败案件处理中心还可协同联邦审计署专案小组对其进行调查。
美国规定公职人员不得接受利益方的宴请。公务员接受非利益方的宴请,只能是普通饮料、咖啡和点心,不得是正餐。美国有个“牙签法案”,规定企业或者行业的游说者不得宴请官员,只可以请吃些甜点,且所有食品都只能站着用牙签插着吃,更别说饮酒了,如果坐下来用刀叉大吃大喝,这就属于违法。(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2014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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